2021年10月 / 马哥(Marlin)整理

口述者：刘端祺
性别：男
年龄：68岁
工作单位：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办公室
整理者：王迈

临终不要抢救，只要平静

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年前。

老人家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派遣留学欧洲的大学生，一段跨国恋情让年轻的她留在了那个东欧的小国。丈夫过世后，她旅居法国，改革开放时又辗转回到北京，把跨国时装企业的中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我这一生过得丰富多彩，没有遗憾。”她向自己的主治医生这样说。她转到这家医院时，已经是肺癌晚期，十年前，这个阶段的肺癌，除了化疗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治疗，而化疗也只能延长有限的生命。

老人家开始曾听从医生的建议，做了两三个周期的化疗，被药物的副作用折磨得生不如死。她自己看书、上网查、和主治医生谈，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于是和医生商量，化疗不再做了。

“她是我碰到过的少有的几个好病人之一。”

主治医生回忆起当年的病人，仍感慨万分，“医生完全可以和她平等、开放地交流病情，谈什么她都很接受。”

老人家选择这家综合医院度过她最后的岁月，是因为她读了医院肿瘤科主任的文章，对主任的人文思想非常赞赏。她非常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她很注意周围人的感受，一点也不过分。”主治医生回忆说。

唯一不同的是她的房间，这也是她住院时唯一的“特殊”要求——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由她自己安排。

她将这间单人病房布置得非常温馨，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漂亮的混血孙辈让每一个到访者称赞不已。老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不再能离开医院了，在医生的默许下，她请人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沙发和几件小家具从家中移到病房。圣诞节、春节，老人都会请人在房间中摆上相应的饰物。她还亲手制作一些充满童趣的贺年小礼物，准备送给看望她的同事，让她们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

老人和善、开朗，主治医生也喜欢不时和她聊聊。尽管在欧洲生活了大半生，她坦言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我从宗教里吸取积极的东西，比如那种对死亡的豁达，但我不相信宗教，我不相信死后还有天堂。我觉得面对死亡要坦然，死前要平静。”

放弃化疗后，老人仅接受止痛和对症姑息治疗，她嘱托主治医生，临终不做任何抢救、不做任何无谓的治疗，如果出现痛苦，请帮助她选择睡眠。老人的身体日渐衰弱，在疾病和药物的作用下，开始出现谵妄、烦躁。她对自己的状态感到不安，请求医生开始对她进行镇静治疗。

“镇静药和止痛药在药理学上是有协同作用的。欧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治疗原则里说，对于晚期肿瘤病人，在使用止痛药的同时，如必要，允许使用镇痛药，这和安乐死无关，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它能促进病人的死亡。”主治医生解释当时的治疗策略。

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老人一直在镇静状态中度过，偶尔会醒来。醒来的时候，她总会很费力但非常真诚地向每一个查房的医生、护士微笑，有力气的时候，还努力摆摆手、点点头——所有这一切，都保持了她那独有的优雅。

十几天后，老人在睡眠中平静地离开，在周围人心中，留下的是她的优雅和从容……

整理者手记

我本来是怀着很忐忑的心情去拜访刘端祺医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医生有多忙，作为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老主任、专家组成员，刘医生的时间表就更满了。但是，当我拿着记录满满的采访手记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录音向刘医生告别的时候，访谈双方竟还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死亡是医生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谈论的话题，冷静、抽离是惯常的态度，在医生的辞典里，死亡不是“赫然长逝”或“撒手人寰”，而是心电监护上生命数据的消失、是心肺复苏后的抢救失败，直至患者生命的终点，医生都必须根据科学作出理性的判断，过多的感情投入只能影响他的专业判断，甚至对他本人造成伤害。

但是，当放下理智、脱下制服，在一杯热茶间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生死，医生也会有感慨、惋惜、尊敬、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