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 / 马哥(Marlin)整理

口述者：江泽飞
性别：男
年龄：46岁
工作单位：解放军307医院乳腺肿瘤科
采访时间：2012年5月18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某会议中心
整理者：廖莉莉

我的第一位临终患者

1986年，我在广西桂林实习，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大夫”，接手的第一位患者就是一位晚期胃癌的老年女性患者。那时候，不同的老师面对这样的晚期患者，采用的处理措施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老师会说，在自己的班上尽量让患者延长生命，不让“死亡”这类事情影响到自己下班时的情绪。

当时带我的老师姓黄，他最让我觉得“神奇”的地方就是他对患者死亡时间的控制。他总会选择“合理”的“死亡时间”，甚至还会和护士讨论，这位患者要延长到什么时候。一开始我很不理解，甚至觉得他有点“偷懒”，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后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黄老师，您怎么这么‘神’，还能控制这个？”他回答：“如果这位患者的全家都围在病房内外，甚至有些家属从海外、外地赶回来了，难道他们愿意十天八天地等下去？明知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光，如果是上午送患者离开的话，全家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处理后事，这样可以更方便。即便我们用了各种各样令患者‘痛苦’的处理，但患者还是在凌晨一两点离开，岂不是要惊动很多人，而且大家精神状态也不好？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患者年龄不大，弥留之际正好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要是能从凌晨一两点‘拖’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不就等于让他（她）多留下一段时光，而且在父母的陪伴下离开么？”

于是，在黄老师的教导下，我也开始了自己第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其实，这位患者之前的具体治疗过程我也基本不知道，因为我接手的时候，她已经进入到了晚期姑息处理阶段。平时，我跟着黄老师查房，自己也会去看患者，跟她聊聊天什么的。这位老人60来岁，具体职业我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且，一看就知道她应该是来自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她的父母仍然健在，非常有礼貌。我们在查房的时候进行的沟通和交流，也一直比较顺畅。

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天白天的时候，我还去看过她，她的精神状态也还不错。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临休息前，我又到她病房再查看一下时，她突然问了我一句：“大夫，我是不是瞳孔散大了，快不行了？”如果是现在，我很可能会冷静地回答说“您还早着呢”、“您不会的”，或是“我们会有办法的”。可那时作为实习生、又是第一次遇到面对死亡可以这么淡然的患者的我，却吓得惶惶然“逃走”了。

实际上，这位患者的最后时光是在第二天上午。她的家人同意“让老人轻松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黄老师决定，这个时候，我们不再额外增加过多仅是为了多延长患者一两天生命而给予的维持呼吸、血压的药物。我们也相信，老人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因为我注意到，她临走的时候，她家人并没有像其他患者家属那样抱头痛哭或是做出其他过激的举动，而是很平静地把老人送走，并对我们所有医护人员表达了理解和感谢之情。

口述者感悟

就这样，职业生涯遇到的第一位临终患者，给刚刚迈入医界的我上了生动又深刻的一次生死教育课，也使我在未来的行医生涯中，慢慢学会了如何更加坦然地和患者一起面对生死。因为，生命需要尊重，死亡，同样也需要尊重。

这位患者“老师”提醒医生们，跟不同的患者面对死亡，是一门艺术；同时，如何使患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合理地规划好自己的事情，又是另一个哲理。这是我从这位患者身上学到的两点重要收获。毕竟，那种“听说要离开但又不知何时离开”带给我们的恐惧感，可能比“直接面对死亡”要更大一些。既然如此，合理地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冷静、坦然地面对生死，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