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 / 马哥(Marlin)整理

口述者：张国强
性别：男
年龄：48岁
工作单位：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24日上午
采访地点：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医生办公室
整理者：郝新平

十多年了，那个17岁女孩儿总在我的脑子里

应该说，急诊科面临的生与死太多了，基本每天都面临这些问题。作为急诊大夫我干了二十多年，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事应该是十多年以前的一件事儿了。

病人是个小女孩儿，17岁，高中生。最初只是前几天的一个感冒，可能她没太注意去看病，到我们这儿、我看到她时已经是循环不好、血压不好了。但是她人的意识很清楚。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把她送到抢救室的过程中，当时她可能也知道救治大夫中我是职称最高的一个，那个小女孩儿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说：“我是不是不行了？”这种情况下，我不敢看她的那个眼神！因为从病情来讲，我知道她的病情非常非常严重。她的病是心肌炎，爆发性心肌炎。尽管来我们这儿时间很短，但是从病史推断考虑，是心肌炎。看着她求生的眼神，我真不忍心告诉她实情，还是鼓励和安慰：“没关系，你到我们这儿，我们肯定尽全力。”送到抢救室以后，我们把医院相关的专家叫过来了。我们也预判到她下一步可能会出呼吸衰竭，循环也可能会进一步地恶化，可能出现一些致死性心率失常等等，这些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抢救设备和仪器搬到了那儿。然而，大概20分钟以后，病人的病情就急剧地恶化，出现了致死性心律失常。我们和相关科室、心内科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包括除颤、人工呼吸、插管接呼吸机等等。但那个病人还是走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面对家属：在抢救中我们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情景，家属就是跪在那里，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和心内科的主任一块去跟家属交代，慢慢地跟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希望已经非常非常渺茫了……

口述者感悟

这个过程以后，我有一种特别特别……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大夫，做了这么长时间急诊科大夫，应该每天都面临着这种死亡病人，唯独这个病人对我触动特别大。我甚至跟我那些不是从医的朋友都说了，我们做医生的很无助，也很无用！这个大夫不想当了。应该说从这个病人拉着我的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她的危险程度有多大，我也想到了去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也请相关的专科一块抢救，但是我们还是没把她拉过来。做医生的有一句话，可能不是搞医的人会很难理解：我们“总是在安慰，常常在帮助，有时是治愈”。我们做医生的在这时感觉到对这句话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拉回来或者救治过来，甚至我们能做的东西、我们在救治方面能够采取的措施、能够起到起死回生作用的措施并不多。我甚至有过一丝念头，不想搞医了。那个小女孩儿那种眼神总在我的脑子里，我没有能力把她拉回来，我就有一种无助、无奈的感觉。我学医本来就是治病救人，非常非常崇拜、崇敬、崇尚这个职业，但是在现实中却……这个事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刺激着我。

有了这个病例以后，我是有过一段时间彷徨期的。但是通过这个病例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一个急诊大夫，尽管我们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疾病上，能够给病人的帮助确实很少，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工作。我们还要做得更好，才能有可能更多地救治一些可能救治的疾病，我们给他一些帮助，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我感受得比较深的一个事件。同时我也经常跟我们的大夫强调那三句话。我们作为大夫，当然要去治病救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要在很多情况下给病人以安慰。在某种救治方面你可能是不能逆转病情的恶化或者行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给病人以尊严，给病人、家属以安慰。

我经常问我们的大夫：“今天干活怎么样了？”“今天累死了，但是那个病人活了。”什么疲惫都没有了！如果经过努力，病人还是走了，从值班大夫的眼神你就能看出来：非常的沮丧！我们也有些无奈，看到很多病人，确实是终末期了，我们再继续救，可能都是不可逆器官损害，对他的救治是大量的医疗人力资源堆积以后，但他的转归还是不可逆转的。他达到一个植物状态的时候，只是靠药物、靠机器设备给他一个替代。在当下，不是 “我的死亡我做主”，是家属做主。

整理者手记

作为一个在急诊战线奋战了20年的高年资医生，张国强主任对“死亡”已司空见惯。然而当说到十年前那个17岁女孩儿的死，张主任仍不掩痛苦哀伤和百般的纠结，这让我颇感意外。叙述中，他的面孔因为内心挣扎时而有些扭曲、身体也在不自主地晃动。我一直在静静听他讲述这个事件给他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样我感受到了一种震撼。这种震撼使我对生命、对医生这个职业以及从事这个职业者良知的理解和诠释更具像、更深化了。

医生是否应该理性多于感性？前一天晚上就访谈和我通电话时，张主任对这个话题表示出明显的质疑，口气冷静得让我感觉他也太理性了。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