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 / 马哥(Marlin)整理

口述者：不详
性别：不详
年龄：不详
工作单位：不详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整理者：不详

无名氏口述的故事

这个例子也许有点敏感。

那时候我刚轮转到血液科。刚到临床工作的我，对每一个经手病人都很用心。我的一个白血病人，三十多岁，很年轻也很能干，是一个很大的食品公司的技术骨干。在我们这里住院期间他还悄悄出去一次，考了个和博士相关的考试。他虽然知道自己有病，但还是对生活抱有很多希望和信心。

我和我的实习医生、主治医生都非常努力，希望能够控制病情。但是他来的时候就经历了些波折，病理诊断不特别明确，导致他的初始放、化疗方案也有问题。在我们这里诊断治疗，曾好过一段。但一次化疗之后他出现了明显感染迹象，发烧。我们用了很强的抗生素，但是病人抵抗力非常弱，白细胞数量值低到快没有了。虽然我们很用心，但是很难拉回来，再后来发生了感染性休克。记得当时比发烧还让我们担心的是他心率非常快，每分钟一百七八十次，相当于剧烈运动的心率。当然之前由于化疗、心衰等等，他基础心率本来就比较快，我们已经用了一些保护心脏的药物。这次病情加重、心率快，我们就还想用些这类药。由于病人情况已经很脆弱，我们非常慎重，和药剂科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用一种超短效的药。我们的计划是病人一旦发生不好的反应，可以马上把药撤下来。很遗憾的是，病人一用上药马上出现严重喘憋，我们立即把药往下撤。几分钟内药就停用了。按道理，药物在血里应该很快代谢灭活。但病情总不像人的想象、或者药物说明书上写的那么单纯。药物可能代谢没了，但对组织的作用可能没有马上消失。病人喘憋一直很明显，加上原来病情就很重，第二天人就没了。

当时病人和家属都问过我们，这么严重的喘憋是不是和用药有关系。因为情况相当意外和紧急，我们无法否定喘憋和用药的关系。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家属和病人都没有在这上面纠缠和责怪我们。病人后来觉得自己不行了，就把我和我的实习大夫叫过去，拉着我的手说，“我对你们的感觉很好，但是我对这个病的感觉太不好了。”意思是说他知道我们一直在给他想办法。我一直在努力，你们也一直在努力，但是这个病真的没有办法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对之前用药可能对他产生的不良影响很内疚。但是也许因为他是大度的人，也许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度过的这段时间里建立了很好的互信。包括他的家属，虽然感觉到我们的治疗当中还有值得斟酌或者再考虑的地方，但很理解病人去世主要还是由于疾病。由于这个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家属很体谅我们。

整理者手记

口述者反复叮咛不要在这个故事中透露任何有关他个人或工作医院的信息，而且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敏感。虽然我必须尊重口述者的意愿，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相当正面，相当光明，按时下的说法，充满了相当的正能量。不能披露任何个人信息真是巨大损失。

不过，这个关于一个优秀医生、一个优秀病人和同样优秀的病人家属如何对待临床治疗中值得再考虑和再斟酌的行为的故事，实际上一定天天在临床发生，是很多医生、病人和家属共同的真实经历。所以，就算没有个人信息也值得我把它写出来。这个原因很值得多说两句。问题的重点显然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是否优秀，而是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医学本质上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试验科学，有很多时候，它是经验的甚至是先验的。所以，它永远有再考虑和再斟酌的必要和余地。而且，医疗行为的主体（简单地说是所有医疗从业者）和对象（简单地说是所有患者）都是完全不同、能力有限的人类个体，所以医疗临床有时甚至会常常“出错”。虽然我们得承认，对于病人来说，医学或者医生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不幸。但是，除了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可以追究的之外，这种错误却真有不可避免和必须承受的一面。

在这种时候，当一个好医生、好病人和好家属才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唯其如此，医学才有发展的可能和进步的希望。

让我们向故事中不知名的好医生、好病人和家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