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如此多情

2021年10月 / 马哥(Marlin)整理

口述者:凌锋
性别:女
年龄:61岁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宣武医院内首都医科大学介入神经放射进修学院院长办公室
整理者:郝新平

那棵银杏树就是我公公

我公公叫崔静宜,是一个1938年入伍的老兵,家里是知识分子,他是高中毕业。你想,1938年拥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在八路军中间是很少的。他姐姐崔健吾是天津女子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时参加抗日,正是他姐姐把他带去参加革命的。他姐姐是八路军中的一个英雄,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不是有一个革命英雄事迹展览嘛,那里边就有他姐姐的图片。

我公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和传承的家庭。他一辈子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那种传统老革命干部,党指向哪儿就上哪儿的人。他没有私有财产,死的时候就有点抚恤金,也用来支付了医疗的自费部分。

他走的时候是95岁。89岁时发现血尿,经查是左输尿管透明上皮癌。咨询泌尿专家后,用腔镜把左肾、输尿管切除,膀胱切除了一小块。手术后恢复得还是很不错的。他身体底子不错,毕竟经历过战争年代、“文化大革命”。每天按我的要求走1 000步,一个月就出院了。没有给他做放、化疗。出院后,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走三四公里,生活极有规律、分秒不差,脑子极好,耳音也好。

89岁肾癌治疗时,还发现他右肺有肿瘤,小小的,由于两个手术不能一块做,就没有做,每一年肿瘤也没有变化。他也是这个意见。公公要求,他自己所有的疾病必须跟他讲,而且必须跟他讲得特别透。他先讲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然后听我的意见。和他沟通特别的顺畅。他抽烟抽了70年,死活不戒,一直到85岁才戒。最后一直受着呼吸困难的折磨,痛悔抽烟太多,见谁都劝戒烟,可惜为时已晚。不然真不会受这么多的罪。

去年十月份,他的肺癌肿瘤长到拳头那么大了,入住协和医院。从10月入院到12月30日离开协和,就没有躺平身子过,一直就喘不过气。就在一个躺椅上,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着。

活检结果是肺腺癌,还不是肾处转移的,就是原发的。我们觉得根本不要去动它,动它,遭受的打击和痛苦更大。他常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打一针让我过去算了,太痛苦了。我这辈子知足得很。”我说这不可能,我这一针打下去,后一脚就进了监狱了。这叫“谋杀”啊,作为医生我不能这么做。他的胃口极好,而且就算喘不过气来还要坚持出去遛弯儿,通过轮椅像小孩学步一样走。其实你从这些可以看出,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的。

即使是法律允许我这么做(打一针安乐死),我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其实他的求生欲望非常强。虽然说他要求打一针“睡过去”,但他自己还在想,哎,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能过了元旦;第二个是能过了春节;第三,如果能再好的话,我能撑到五月过了95岁大寿。所以他肯定是有很强的求生欲。因此我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他这些痛苦。但是也做不了什么了,最后到了实在是喘不过气来的程度,他问我:“你说怎么办?”我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气管切开,用呼吸机来带动呼吸。但是要切开气管,接上呼吸机,你就说不了话了。但可以写字。

后来转到我们医院监护室,一系列减轻他痛苦的措施就可以上了。第一个就是气管切开,第二个是接上呼吸机保证他的呼吸。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一直在给他用一种短效的麻醉剂。只要不舒服,就打开麻醉剂开关。这么大岁数了,成瘾就成呗,所以最后我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以减少痛苦为主要目的。他能看电视、写东西,尽管最后越来越不行了。一用药,一宿就睡得很好,到早晨药一停,他就醒了。休息好了,他就不会特别难受。吃饭照样吃得好。如果要吸痰、大便,把麻醉药打开,他就不难受了。就这样子维持了五个月。再往后,他的整体都在衰竭,直到终于在病房里给他过完了95岁大寿。

他向我伸出三个手指,保姆猜不着是什么。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三个心愿已经都满足了,你是想该走了,是吧?他点头了。

再往后,他的意识一天一天地丧失,最后昏迷了,肾衰、无尿。医生们建议用透析。但体内的水排不出来,人就整个变形了。他又是那么爱整洁、那么帅的一个老头儿。他这么在意形象的一个人,最后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他能愿意吗?肯定不可能。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当他清醒的时候他需要享受人生,甚至他还对这个世界有留念。他很享受他所有的一切,当他不能享受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意愿,不想再这么拖了。所以我就说,没有意义了,不要做透析了,让他自然地走吧。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我们都在他身边,他真的是无牵无挂地走的。走的时候非常安详,和平时睡着了一样。平静地离开是老爷子的本意,也是我们大家的最终愿望。其实他是委托我全权代表他的想法来做决定的。

我公公清醒的时候说了,他死后遗体全部做解剖,对医学有用的全留下。不要求单位举行追悼会,就通知亲属举行遗体告别就行了。他主动对我们交代要树葬,不用骨灰盒。

遵照他生前的意愿,我们在家房后种了一颗银杏树,把他的骨灰直接埋在树下。他说了不要骨灰盒的,因为直接放进去才能被树吸收嘛!所以那棵树就是我公公。我们在树下摆放了一个小小的石座,我替老爷子写了一句话:“悄悄地来,也悄悄地走。留下一片绿,庇荫后人”。那一片绿真的是他的骨灰、他的精灵,被滋润着。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老爷子没离开我们。因为每次我们回家都要先到那棵树旁边去看看,说我们回来了,来看您了。中秋节也对他说,爸,今天中秋节,谁谁来了。好像他还在看着我们。

口述者感悟

把老爷子送走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无论从医生的角度还是家属的角度,我心里都很松弛,一点儿都不纠结。因为我觉得在老爷子活着的时候,所有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而且在老爷子要走的时候,我尽了我的全力没有让他受痛苦。完全按着他的意愿,而他的意愿又是很合理的,既简单又高尚。你去做所有的事情心里会很舒服。

对于清醒的临终病人,怎么去护理,怎么去面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命题。其实,医生“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安慰和帮助其实占了绝大部分。医生让病人不痛苦、自然、安详地走,也是达到一定境界了。这就是既尊重他,又不让他痛苦的过程。

照顾老爷子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可不可以向更多的病人实施这种无痛苦的临终关怀呢?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一个尝试,我觉得还是不错。

整理者手记

十年中,我曾多次采访游刃于险象环生的神经外科、挥斥方遒的女医生凌锋。她对生命的尊重令世人印象深刻:从刘海若的抢救成功,到帮助作家史铁生遵循其意愿用再生的方式选择死亡,凌医生满怀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实实在在地践行着永不轻言放弃的为医之道。

在救治自己亲人的时候,她以尊重老人自己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尊重生命的尊严为准则,保证了老人的生存质量,毅然放弃最后程序化的、“冰冷”的医学技术“表演”。老人走得安详而有尊严。

电脑中的图片上,我看到人高马大的老人手握大折扇器宇轩昂,与凌锋家房后的银杏树一样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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