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 / 马哥(Marlin)整理

口述者：钱琪
性别：女
年龄：49岁
工作单位：美国梅奥医院（Mayo Clinic）肾脏与高血压科
采访时间：2012年4月19日上午
采访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天元大酒店
整理者：杜卉

请尽一切努力

他是一个80多岁的韩国男性病人，因为心梗住进了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而且一住就是将近一年，每天的医疗费用超过15 000美元，总计高达数百万美元，这在美国医疗史上实属罕见。

他也接受了人工心治疗，但高龄、心梗病史等糟糕的基础状况，使得人工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的肺脏、肝脏、肾脏等多个器官也逐渐开始衰竭，于是，他的全身开始插满各种管子。

他躺在病床上，只对陪护他的妻子和他的韩裔主治医生的韩语询问选择性地有反应。大约他生病前极有钱，也是个极强势的人，他恭顺的妻子每次通过翻译跟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谈话时总是说：“请尽一切努力，不必考虑费用问题。”而他的几个儿子们总是对母亲的决定表示支持。不但他的家人们会这样要求医生，那位韩裔医生也信誓旦旦地说： “放心，先生他有80%的希望走着离开医院。”

可逐渐地，除了这位医生外，其他的医生们不再持乐观态度。肺科医生说，他的肺功能不能恢复正常了，必须依靠呼吸机。感染科医生说，他的人工心里已经感染了真菌，但他的状况不适宜手术置换新的人工心。肝脏科医生说，他的肝脏功能不可能恢复了。我说，他的肾脏功能已经衰竭而且没有再恢复正常的可能，他的余生是没有办法脱离人工肾的治疗了。可是，有人说：肾脏坏掉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靠透析（人工肾）活了十几二十年，作为医生的我们，即便病人只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

于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他的家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那位韩裔医生的意见。

梅奥医院的医疗水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每次去给他做人工肾治疗时，我总是看到他皱着眉头、闭着眼睛。一天天的治疗，使他从一个壮硕的男人逐渐变成了“皮包骨”，于是，他又开始接受物理治疗。

韩国，大约跟中国一样，都是极注重孝道的国家。对于生病的父母，儿女如果不表态求医生不惜一切努力进行治疗，恐怕就要遭到不孝的骂名。看到这张黄皮肤的东方面孔，我总是禁不住想起我的老父亲，我禁不住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父亲，我会让他遭受这样的折磨吗？

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280多天后，许是他的妻子也失去了等他恢复的信心，终于有一天，她向我们提出决定带他回他们家所在的芝加哥的当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舒了口气。一架备有各种生命支持装备的直升机将他带离了我们医院，飞回了他的家。

几周后，我们收到他的家人寄来的感谢卡，说他已在回当地医院后不久离世，家人们感谢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对他的救治。看着感谢卡，我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

口述者感悟

在梅奥医院，病人的生与死并不是病人自己、家属或者是医院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的，而常常是上述三方博弈的结果。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现在，在医生们可以凭借各种仪器和药物显著延长病人生命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应该停下脚步静静地想一想，对病人（尤其是那些临终病人）来说，什么样的医疗救治才是最恰当的？

整理者手记

其实，就在采访钱大夫的一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钱大夫80多岁的母亲突然大面积脑干出血，生命危在旦夕，钱大夫已经从美国赶回国内，那天应该会到家，若我方便的话就给钱大夫家里打个电话吧。朋友还说，钱大夫在美国的时候已经说了，不要做无谓的治疗，只做减轻痛苦的对症治疗就好了。

我忐忑地给钱大夫打电话。“Hello（你好）？”钱大夫的声音竟还是她一贯的热情、明朗、干脆。

“嗨，是我，你还好吗？”我的声音竟比钱大夫犹豫和困难，“我听说了你母亲的事，非常抱歉”。谢谢！”钱大夫说，“母亲等到了我回来，这已经是个奇迹，她走的时候皮肤很soft and clean（柔软和干净），人也很安详、没受什么苦……”整个谈话过程竟是轻松的，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其实，当电话接通那一刻，听到那个“Hello”，我忐忑了整整半天的心就已经平复下来，因为我听到的是一个积极的、阳光的声音。一个月后的采访中，我尽量避免谈起她的母亲，怕引她伤心，但她突然主动说到了她的母亲，那一向明亮、坚定的眼睛有瞬间的飘渺。她说，“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她和上帝在一起，过得很好。”

回美国后，钱大夫在给我的邮件里写道：这些天，我在重症监护病房照护一个垂死的病人，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是病人家属的要求……我想，对一个脑死亡的病人进行各种医疗操作和透析是不人道的，这对病人是折磨。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师妹曾经跟我说，“师姐，我现在轮转的病房里有两个住了很久的老病号，一个80多岁，一个90多岁，一个只会叫妈，一个只会喊疼，那个只会喊疼的病人背后有一个碗口大的褥疮……”